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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植荣接受学习月刊专访:民生就是百姓的钱袋子  

2011-01-13 08:54:00|  分类: 关注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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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就是百姓的钱袋子

刘植荣接受党媒《学习月刊》记者史明专访

(原文见《学习月刊》2011年1月)独立学者刘植荣的《世界工资研究报告》用翔实的数据和图表比较了全世界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情况,在中国各大网站和媒体上被大量转载,一年多来,无数学者质疑过刘植荣,但他们却不能不引用刘植荣的研究数据。你可以不赞同刘植荣《85%的人应该涨工资》的观点,但你不能忽略它,因为它用真实的数据和脚踏实地的论证,向读者阐述了事实真相。我刊发表的刘植荣先生《论房产税的合法性》《阶梯房价比阶梯电价好》等文章先后被新华网、光明网和多家媒体转载,引起强烈反响。近日刘植荣接受了《学习月刊》记者史明的专访。

记者:刘老师,我们从媒体注意到,不少专家、学者在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时引用您发表的《世界工资研究报告》。请问,您进行这项研究的基础是什么?该报告得出了哪些结论?

刘植荣:这次回国,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研,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对自己的工资状况不满意,都说自己工资太少,不公平。拿几百元的农民工说少,拿几千元的公务员说少,拿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国企高管也说少。这让我感到奇怪,工资低的不满意,工资高的应该满意,为什么大家都不满意?我感到,是中国的工资制度出了问题,没有把工资放到一个参照系内对比,而是用不同的尺子衡量工资,这是造成中国工资制度混乱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于是,我才下决心花费精力做这项研究。

我的《世界工资研究报告》的主要结论是: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我们的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现在是政府下决心彻底理顺所有从业人员工资关系的时候了。

记者:中国社科院2010年12月15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对收入水平不满排在首位,基尼系数达到0.5。请问您对此有何认识?

刘植荣:《蓝皮书》的结论基本是可信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200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995万人,居民总收入为1435391614万元。财政部曾发布报告,中国最富的10%占社会总财富的45%,这样,占从业人员90%的70196万劳动者的总收入为789465388万元,平均每个劳动者为11247元,月收入不足千元。

民生就是百姓的钱袋子。百姓不知道GDP是个啥东西,钱包鼓不起来,GDP再高,百姓也不会感到幸福。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中国2008年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赤贫线的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18.3%,中国人均寿命增幅全球垫底,不如巴西、埃及、印度、印尼等国家。这说明,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是以牺牲劳动者健康为代价的。百姓的幸福感下降不是说我们经济没发展,而是说多数人没有充分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幸福不是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社会公平。自古以来,任何政府、任何有道德的政治家都重视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当然,这种公平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不但可以增进公民的幸福感,也体现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柏拉图就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合乎正义与公道,衡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的贫富差距是否过大。

记者: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开始,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月增140元,由2010年的1320元提高到2011年的1460元。您认为这种调整对工人来说能实现公平吗?

刘植荣:首先,政府意识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并采取积极措施来弥补收入差距,应该说,这次养老金的调整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努力。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事实,“七连涨”后才达到1460元,让我奇怪的是,我身边的退休者并不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工资不透明,大家不知道别人拿多少,只能根据小道消息来判断,听说别的单位提薪动辄上千,他怎么能高兴呢?

所以,我们不要孤立地看数字,而要把全国8亿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放到一个参照系内对比,不能公务员与公务员比,工人与工人比,国企与国企比,教师与教师比,军人与军人比,否则,中国的工资收入分配永远理不清、理不顺。为此,中国应尽快出台《工资法》。

记者:您认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在哪里?应朝什么方向改革?出台《工资法》的必要性在哪里?《工资法》应规定那些制度?

刘植荣:要想做到收入分配公平,没有一部法律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不行的,中国必须尽快出台一部把全国劳动者纳入一个工资体系的《工资法》。

政府虽然发布了《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最低工资规定》和《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等,但这些都是部门规章和建议,缺乏法律的严肃性和强制性,执行中随意性较大。中国有近8亿劳动者,这么大的劳动力市场,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没有一部对所有从业人员的工资进行规范调整的法律,这确实让人不可思议。

正因为没有《工资法》,中国的工资完全失控。最近媒体公布了深圳市住宅租赁管理服务中心工资单,正式职工月薪23850元,聘用工仅3102.5元,同一单位相同工种的工资相差七八倍。

你看,中国目前不但行业之间工资差别大,就是同行业、同单位的工资差别也很大。所以,必须用法律强制规定工资标准,特别是最低工资和封顶工资,违反了就是违法,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把有特权的人乱发工资的歪风打压下去。也就是说,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要靠法律,不能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是靠不住的,因为人都有私心,制定工资标准的人肯定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

通过《工资法》,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系列的工资制度,我认为,以下10个工资制度是必须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同工同酬制度、最低工资和封顶工资制度、可比性工资制度、工资分级制度、利益回避制度、工资透明制度、工资增幅与CPI和GDP挂钩制度、个税和社保等基金代缴制度、拖欠工资惩罚制度、工资委员会制度。需要强调的是,制定工资法一定要体现民主、科学、公平的精神,要把工资法草案公布社会广泛讨论,积极吸收公民意见,避免出台一个违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法律。

记者:除了工资,您认为中国还有哪些民生问题应该在“十二五规划”中体现?

刘植荣:民生问题,其实就是收入分配问题,通俗地说,民生就是百姓的钱袋子。工资属于第一次分配,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分配。

税收属于第二次分配,考虑到个人差异和机遇的不平等,第一次分配很难做到公平,这就需要通过税收进行调节,第一次分配多得利者应拿出些钱给政府,政府再把这些税收用于社会福利性开支,对第一次收入分配中得利少的人进行转移支付。社会福利就属于第三次分配,给穷人各种救助,让他们体面生活,有尊严地做共和国公民。这不只是公民的尊严,也是政府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记者:您能具体讲讲,我国目前税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您认为应该怎样进行税收改革?

刘植荣:现在又有人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这是不合适的。根据现行的个税制度,个税起征点2000元那是扣除“四金”后的起征点,其实个人实际工资要在2581元以上才交工资所得税。中国工资在2581元以上的约3358万人,占从业人口的4.3%,占总人口的2.5%。

不管从国情看,还是从国际惯例看,起征点已经没有上调空间了。关于个税改革,目前不应过于争论起征点,而是应该进行税制改革。

个税的目的之一就是调解贫富差距,而现在的个税制度对调解贫富差距作用有限,个税按个人计征违背了税收的目的和公平原则。

另外,个税按个人计征存在一个大漏洞,那就是工资外所得,对某些特权阶层来说,这部分收入往往是工资的数倍。按现行的税制,这部分税就逃掉了。如果按照家庭计征,按财税年度报税,把家庭的所有收入都纳入报税收入,就把这个漏洞给堵住了。

中国个税必须改革,必须改成按家庭计征。美国100年前的个税就按家庭计征了,我们现在应该能够做到。

记者:关于福利问题,您认为中国在福利制度上存在什么问题?

刘植荣:刚才我说了,福利是给穷人的,是给需要的人的。中国的有些福利制度恰好相反,就拿住房公积金来说,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享受不到住房公积金这项福利。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本来就比普通百姓高,他们却又能享受到住房公积金这项福利。社会福利的本质是为所需的穷人提供的体面生活的救助,也就是说要雪里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记者:有人认为,根据中国人口多的国情,提高全民福利财政有困难。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刘植荣我注意到了,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享受政府高福利的人,他们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要知道,人均GDP排在中国后面的很多非洲、拉美国家都实现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它们中多数国家建国时间要比我们晚十几年,人家能做到,我们怎么就做不到?社会福利是政府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或物质及货币形式的帮助。中国社会福利开支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2009年,中国的教育、医疗卫生、抚恤、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生活救助、保障性住房支出等福利性开支不到GDP的10%,而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平均占GDP的27.4%。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成了被社会福利制度淡忘的角落。

中国2010年9月的外汇储备是26483.03亿美元。在美国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要比制造这些商品的中国劳动者购买便宜很多,因为我们有个出口退税政策,用中国人民的钱补贴美国人民消费。社会福利能让人们解除对未来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忧虑,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创造中,福利不但不会降低效率,反而会提高效率,人们怀着舒畅的心情幸福地劳动肯定要比怀着忧虑的心情惊恐地劳动效率高。

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所有国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繁荣。由于社会分工不同、机会不均等,社会财富在第一次分配时很难做到公平,这就需要社会福利对穷人进行转移支付,弥合第一次分配造成的贫富差距。

提高全民福利不会让人变懒,而是让人体面地活着,愉快地进行劳动创造。福利不是慈善,而是公正,是促进公民体面生活、社会公平与和谐的最有效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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