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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法官论辩贪污贿赂罪起刑点  

2009-11-05 09:13:00|  分类: 关注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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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植荣 LIU Zhirong请您与大法官论辩贪污贿赂罪起刑点 - 刘植荣 - 刘植荣的博客 支持。谢谢

导读:调高贪污贿赂罪起刑点就是廉洁向腐败屈膝、正义向邪恶下跪、人民向敌人投降!古今中外除了现在的中国,都是治贪严于治盗。难道要把宽容贪污、对贪官仁慈作为“中国特色”?

2009年11月4日,中国新闻网转载《重庆晚报》刊文《最高法院副院长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罪起刑点》,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了,对贪官也该放宽了;中国的贪官太多,所以要提高起刑点,贪污受贿5000元不再追究。这样的观点如果出自贪官之口,这不足为奇,也不值得反驳,可这出自最高法院副院长之口,出自在中国排在前两三名的大法官之口,出自最顶尖的法律权威之口,这就不得不让人触目惊心,不得不让人和他理论理论了。我在此就挑战这个法律权威,和这个在中国数二数三的大法官论辩一番,也可在“中央一套”面对全国人民进行公开电视辩论。

与大法官论辩贪污贿赂罪起刑点 - 刘植荣 - 刘植荣的博客

张军大法官提出以上论点,不仅暴露了自己法律知识的肤浅,也在为贪污贿赂开脱罪责,为腐败分子大开绿灯,打击了人民对政府治理腐败的信心。这种“让贪官快,让百姓痛”的论调可以搞乱中国的法律秩序,可以让中国无公正、正义可寻。

张军大法官认为,贪污贿赂可以受惠于经济的发展。自1979年以来,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也就是贪污受贿多少法律该管)一次次提高:1979年《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数额,司法解释规定1000元为立案标准;1988年规定构成贪污罪、贿赂罪的数额一般为2000元。1997年通过的《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这位大法官说:“1997年的5000元和2009年的5000元不是一个概念,但立法到现在没有变化。”“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几千万元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

呜呼,张军大法官认为“贪污受贿数额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几百万”对他也许不算大,对贪官也许不算大,可老百姓几辈子才能挣这么多钱呀?他说“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要提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要提高到多少,既然“几百万元的数目并不算大”,那就可能提高到几千万!这样,贪污贿赂在几千万以下的就不是犯罪,就可以光明正大、毫无顾忌地去贪污、去受贿。恐怕这样的法治思想在世界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位张军大法官还认为,惩办贪污受贿犯罪分子“不公正”。张大法官指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我走访了这么多国家,第一次听一个大法官出来为犯罪分子含冤!真想不通,“贪污几万元,法院依法判处”这怎么就“缺乏社会公正性”了?难道让贪官逍遥法外就是对社会的公正?他说这话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贪官的立场上?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还是“最高贪官法院”的副院长?要知道,不惩处邪恶,就是践踏正义。贪污受贿几万不受追究就是对正义的践踏,是对人民的最大不公正。

盗窃犯逍遥法外的太多了,照他的逻辑,那对被判刑的盗窃犯也不公平,应该提高盗窃罪的起刑点,盗窃500元不应该追究,要提高到盗窃几百万元才立案。强奸犯也有很多逍遥法外的,照他的逻辑,那对被判刑的强奸罪也不公平,应该提高强奸的起刑点,强奸一个两个不应该追究,要提高到强奸N个女人才立案。杀人犯也有逍遥法外的,照他的逻辑,对被判刑的杀人犯也不公平,应该提高杀人罪的起刑点,杀一个两个不应该追究,要提高到杀N个人才立案。按照他的逻辑推论下去,可以看出这位大法官先生实在是有点“法盲”,真是无法无天,信口雌黄。

张大法官还认为,下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不是人的错误,而是法律的错误,应该修改法律。他说:有不少地方司法机关自行将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提高到了10000元、50000元,甚至更高,于是,他就认为应该修改法律,提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这位大法官发现下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的行为,不是积极去查办、惩处罪恶,而是要修改法律,让法律宽容人的罪恶。何等荒唐的逻辑!

其实,中国的《刑法》几次调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征点就是个错误。为什么在1979年以前腐败问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那时的法律严不能不说的一个原因。按照那时的法律,贪污受贿一元钱也属违法。世界反腐公约提出的对腐败“零容忍”,就是说在贪污上没有宽容的余地,贪污多、贪污少都是贪污,都损害了廉正,在“反贪”这个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绝对不能搞“五十步笑百步”。

举个例子,有一桶纯净水,向里面倒进一升粪水,我们说这桶水被污染了,不能喝了;向里面倒进一毫升粪水,我们也说这桶水被污染了,不能喝了。腐败也是,贪官贪污一元是贪污,贪污一个亿也是贪污。不能说贪污一元的是清官,贪污一个亿的是贪官。有今天的贪污一元,就有明天的贪污一个亿;今天的贪污一个亿,是昨天贪污一元的结果。这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反腐败上宽容贪官,不但会使反腐败越反越腐败,使执政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也会“培养”出更多的大贪官。贪官之所以贪,是因为他有贪婪的思想意识,就像赌博一样,赢了一元后,还想赢一百元、一千元、一万元、一亿元。贪官也是,贪了一元后,还想贪一百元、一千元、一万元、一亿元。

“乱世用重典”是古今中外治理国家的良方妙药。有这样的例子,随地吐痰者被罚款5元,他掏出10元给卫生监督员,卫生监督元没有5元零钱找他,他说,不用找了,再吐一口痰就行了。如果随地吐痰罚1000元,那他还敢再吐一口吗?

为什么新加坡社会秩序井然、政府廉洁?那是因为他们不但在乱世,而是时时用重典。在地上扔一个烟头,他们要罚款1000新元。1994年,一美国青年在新加坡往别人汽车上涂鸦,被判4个月徒刑,3500新元罚款,笞6鞭。经克林顿总统再三求情,李光耀总理才给点面子,但只减了3鞭。在新加坡,有一位监狱管理人员一直奉公守法,但有一次接受一名罪犯的15新元,为其买了一包香烟,就被指控犯有贪污罪,被判处1年监禁并罚款15新元,开除公职。新加坡能成为亚洲的“小龙”,是李光耀倡导用重典的功劳。他认为,人也是动物,当然具有动物的习性,必须严格管教。当他“随地拉屎撒尿”,不管多少,就要重打,这样他才知道不守规矩的代价。

可令人蹊跷的是,这位大法官只认为应该调高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只字不提盗窃罪的起刑点。现行《刑法》盗窃罪起刑点是500元,他怎么不提“现在经济发展了,不应该再把偷500元认定为盗窃罪,盗窃罪起刑点应该提高到1000万元”?他怎么不提“有的盗窃500元被抓了,被判了,与那些没被抓的盗窃500元的小偷比较不公平,应该提高盗窃罪起刑点,提高到盗窃1000万立案”?

其实盗窃和贪污是同类性质的犯罪,都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在国外就是一个罪名,只是盗窃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要是百姓,而贪污受贿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只能是官员(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可以看出立法的不公,执法更不公!因为立法和执法的人都是官员,官员在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时,总设法让法律有利于“保全”自己,让法律给自己“网开一面”,这种思维倒也符合人的“趋利避害”这一本性。这就是同样性质的犯罪,起刑点差异这么大的原因。按照现行法律,现在已经是“官窃5000元才违法,民偷500元就违法。”这种严重的立法不公没有哪个大法官出来纠正,倒是出来个大法官提出要再提高“官窃”的起刑点,进一步加剧法律的不公,这怎么不让老百姓认为是“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

一些官员天天嚷嚷“官员的工资要和国际接轨”“房价要和国际接轨”。好的,我们现在也来接接轨,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刑法中是怎么规定“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的量刑的。在法国,同一涉案数额,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对普通百姓高出40%到一倍,对司法人员的量刑要高出2.3—3倍。比如,普通百姓偷盗5000元被判处2年徒刑,那公务员贪污5000元就有可能被判处4年徒刑,从事司法工作的公务人员贪污5000元就有可能被判处8年的徒刑。道理很简单,这是明知故犯。在德国,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一倍。在加拿大,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0.4倍。即使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对公务员的量刑也比普通百姓重得多。

人们发现,中国每年有那么多官员出去考察,他们花费了纳税人那么多血汗钱,到外国就去比自己的待遇,考察回来就把自己的工资和国际接规了,可他们就不提人家百姓的工资和最低保障工资要高出我们十几倍,不提人家公务员的工资和普通百姓的工资大致相当,不提人家实行全民公费医疗,不提人家从幼儿园到大学免费义务教育,不提人家对超面积购房征收房产税,以此平抑房价,不提人家即使拿最低保障工资的人,6年也能买套四居室。

我们再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对“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的量刑情况。《唐律》规定,监守自盗(官员贪污)比普通百姓的盗窃加两个量刑等级。在《明律》和《清律》中,对官员的量刑比普通百姓更重。如《清律》规定,普通百姓盗窃50两笞80,监守自盗(官员贪污)一两以下均笞80;百姓盗窃80两被绞死,而监守自盗40两就杀无赦。

古今中外除了现在的中国,都是治贪严于治盗。难道要把宽容贪污、对贪官仁慈作为“中国特色”?

我们不管是横向比,还是纵向比,还是从自身法律比,我国现行法律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要比盗窃罪的起刑点高很多,也就是说,同样的罪过,对官员的量刑要比对普通百姓的量刑轻得多。笔者在此呼吁,我们的法律要和国际接规,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1—3倍。在目前反腐久反不廉的特殊时期,对贪污犯罪必须用“重典”,如果我们的法律规定贪污受贿1000元以上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不是用“安乐死”,那中国的腐败必将很块被铲除,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廉洁形象必将很快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树立起来。

可在中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照顾”官员的条文比比皆是,只要沾上公务员的边,就可以大罪化小,小罪化了,最后由公务员所在单位自行处理。这也是目前几万人、几十万人争一个公务员位置的原因,公务员实在是好处大大的,不但享受高地位、高工资、高福利,法律还特殊“恩典”公务员。

全国政协委员、司法部原副部长段正坤指出:“现在法官的腐败问题很严重。每年都至少有一个省级法院的院长落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落马了,湖南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落马了,辽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落马了,广东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落马了,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弢(tāo)落马了,那些级别低些的落马法官难计其数,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不得不说:近年来,数名大法官落马,其教训不可谓不深,但此类腐败问题仍未禁绝。尤其是个别高级法官的问题出现后,司法公信力受到严重危害。

如果让张大法官的谬论成为现实,那他就可以吹嘘自己的英明论断:“你看,把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由5000元提高到五千万元,每年大法官落马的就少了。”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的思维,但他还是不怎么聪明,如果他更聪明点的话,那他该一步到位,免得以后过两年就提一次,直接把贪污贿赂罪的起刑点由5000元提高的5000亿元,这样,中国就没有大法官落马了,中国的腐败就“根除”了,就保证不会有一个贪官了,中国就彻底“廉洁”了。

大法官可不是一般的法官,在英文里一般的“法官”是“judge”,“大法官”可是“justice”,这个词的本意就是“公正”,大法官必须是个“公正的、有良心的人”。正由于对大法官的良心、道德的特殊要求,大法官都是总统提名、国会任命,在任命前要由联邦调查局对大法官个人品行进行长时间全面的调查。中国的大法官也要经过人大选举任命。张大法官提出这样的司法建议,是不是出于“公正”和“良心”?从张大法官的言论看,他不像个大法官,倒像个大贪官的辩护律师。如果一般的法律“砖家”“叫兽”提出这样的观点只能是个人的一派胡言,这可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的身份提出来的,是以大法官的身份提出来的,大法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正义与尊严,这种谬论的提出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律的耻辱,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

鉴于张军大法官不通法律,提出了有失公正的建议,扰乱了法学界的思想(他在大人民大学演讲链接),打击了人民对政府反腐倡廉的信任,破坏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相悖,阻碍“开展反腐败斗争”,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呼吁人大免去他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大法官的职务。

从这些年来一些司法案例分析,这位大法官提出这样荒诞的论调似乎也不足为奇。因为现在的话语权都被一些利益集团给“买断了”,老百姓的声音很难表达出去。大家对“刘涌案”一定记忆犹新。一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其罪行罄竹难书的黑社会头子被一审判处死刑,本来犯罪事实很清楚,量刑恰当。可刘涌有钱有势,与不少政府官员有勾结,于是,就把14位在中国名气很大的法学专家教授请到钓鱼台,出具了一份《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并在上面签了字。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专家意见书”对刘涌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对刘涌,由一审的“死刑”改判“死缓”。那14个人中有不少是校长、院长什么的,是有乌纱帽的,老百姓能把他们请到钓鱼台吗?要知道,这些法学“专家”自己也公开承认收了刘家的钱。

再看这些年来对贪官的判处,在量刑上相差悬殊,官大的明显轻于官小的。关于死刑,百姓犯罪被枪决,官员犯罪被“安乐死”。中国的司法不公体现在从立法、诉讼到执行等司法实践的各个阶段。

张军大法官的提出这个荒谬的观点与最近落马的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如出一辙。为了保护向其行贿的黄光裕等企业主的利益,他要求公安机关对企业高管慎用拘留。 20081223日是郑少东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郑少东说:对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资金,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也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要从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发,根据必要与可行的原则,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我们从一分为二的角度考虑,这位张大法官不管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提出“调高贪污贿赂罪起刑点”也是件好事,它逼迫人们把司法不公的盖子彻底揭开,让全国人民对司法不公来个“大检查”,彻底检视所有现行的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纠正对官员量刑偏轻、对普通百姓量刑便重的不公正的法律法规,实现一千年前的封建王朝就提出来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更重要的是,法律不应该由专家学者制定的,它一定要由人民制定,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公正的法律。正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的那样:“我们必须警惕由科技精英掌控公共政策的危险。”

中国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的法院是“人民法院”,现在是我们认识、落实写在《宪法》上的这些神圣理念的时候了,是我们维护宪法尊严的时候了,是让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了。(作者博客:飞翔的铁塔 http://blog.sina.com.cn/zhirong 版权没有,欢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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